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夏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21年，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标志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100年以来，从大漠戈壁到大江南北，成千上万的简牍从古代遗址、墓葬中陆续出土，写在竹片木板上的古文字、古文献以及凝聚其中的“中国记忆”，穿越时空来到世人面前。

作为刚成立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陈伟教授在简牍学领域耕耘30余年。他期待为简牍学研究营造更加稳定的发展空间，也建言简牍学如何“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本报记者 夏斌

陈伟

太阳集团官网简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简帛》集刊主编，“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历史学会会长。

如果司马迁活到现在，他也许不会那么遗憾

解放周末：日前，“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正式启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陈伟：古文字工程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全面启动这个工程，可谓正逢其时。

最早使用的甲骨文，是中国古文字的代表和象征；简帛文字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启纸质的写本和刻本文献，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古文字工程把工作对象设定为“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更符合古文字学科的内涵，更能确保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

解放周末：近来热播的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聚焦《尚书》《天工开物》《史记》等典籍。这些经典与古文字研究有何内在联系？

陈伟：目前播出的几集《典籍里的中国》，在古代经典的诠释、传播方面作出了全新尝试。其中的《尚书》和《史记》是简牍时代的作品，令人颇为感慨。

司马迁发愤著史时，曾为战国秦代文献匮乏而遗憾。如果司马迁活到现在，他也许不会那么遗憾：

前几年，湖北荆州夏家台楚墓出土战国时期的《尚书·吕刑》，这是“伏生传书”之前的版本，离孔子年代更近。1987年出土的包山楚简中有楚怀王时代中央和郡县的文书，睡虎地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有秦统一前后的律令，里耶秦简里更有秦始皇二十五年到秦二世二年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目前所见的这些简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司马迁时代文献匮乏的窘迫局面。

解放周末：1925年，王国维先生就敏锐地指出“发见时代”的到来。“发见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陈伟：王国维先生把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与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并列，视为划时代的发现。

20世纪初叶，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陆续发现汉晋简牍，成为近代意义上简牍发现的开端。罗振玉、王国维合著，1914年出版的《流沙坠简》，就是对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简牍的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由中外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大规模发掘，获得1万多枚简牍，以居延汉简闻名于世。

新中国成立后，简牍的发掘和研究开启了一个更系统、更深入的发展阶段。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38枚，揭开楚简发现的序幕。1959年，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仪礼》，是书籍简册首次成规模出现。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秦简同时也是成系统的律篇抄本首次面世。1996年，长沙走马楼古井清理孙吴简牍10万余枚，创下一个单位出土简牍最多的纪录。

进入21世纪，湖南、甘肃相继设立简牍博物馆，以出土木漆器为重心的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在简牍保护、修复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多个大学成立相关学术机构，在开展研究、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简牍整理、再整理持续推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里耶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肩水金关汉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多卷本简牍专刊陆续发布。今天，简牍学可以说已经基本成熟。

这两座墓的发现，

不能不说是考古学史上的奇观

解放周末：您在太阳集团官网简帛研究中心工作，“简帛”指的又是什么？

陈伟：“简”其实兼赅竹简和木牍；“帛”特指帛书，即写在丝绸上的文献。

太阳集团官网简帛研究中心于2005年成立，一直专注简牍整理、再整理。目前，我们承担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即我本人为首席专家的“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李天虹教授任首席专家的“荆州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

这两批新出土简牍包含大批律令、文书、典籍、历法和医药文献，弥足珍贵。我们将在古文字工程框架内全面推进相关工作，力争把这些重要简牍的整理成果做成学术精品。

解放周末：睡虎地的汉简似乎没有秦简有名气？

陈伟：是的。睡虎地11号秦墓是1975年底发掘的，出土1000多枚竹简，有比较系统抄写的法律条文，有记载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期间的大事并记有墓主“喜”家事的《世书》，还有《为吏之道》等读物以及讲述时日宜忌的《日书》，内容的完整程度是先前出土的西北汉晋简牍所未见的，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睡虎地77号汉墓时获得2000多枚简牍，年代在西汉文帝末年。其中的“质日”，类似于在日历上记事，是一种失传已久的文献形式。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有三个年份的“质日”，是先前一次出现年份最多的；睡虎地汉简的“质日”连续十多年，显示墓主叫越人，先后任县乡小吏，还记有他和同僚的一些活动，再现了当时的历法实况，有的年份初伏多达20天、中伏多达30天，前所未闻。

77号汉墓还出土了律典两卷，编连状态保持较好，不仅可订正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整理本分篇、分条中的疏误，还在整体上呈现一种特定格局的二分结构，为厘清秦汉法律编纂史提供了可靠坐标。

同时出土的文书也很珍贵，如安陆吏员的功次档案、阳武乡衙的多种券书、涉及黄河漕运的司法案卷等。书籍简类似《说苑》，但有较多新内容。因为是施工发现，有的破碎严重，整理难度大，目前发表的资料不多，外界了解有限。如果当年是它被先发现，名气相信不亚于睡虎地秦简。

解放周末：同一个地点既有汉简又有秦简，是不是不多见？

陈伟：出土秦简和汉简的两座墓，都在云梦火车站北面的睡虎地缓坡。当年发掘秦墓时，5号墓出了一件漆器，针刻“路里”二字。而对77号汉墓“质日”的考察可知，墓主人就住在安陆县路里。我们推测，这里可能是秦汉时期路里居民的墓地，两位墓主的前后辈或曾比邻而居。

无论如何，这两座墓东西相距约70米，早晚相差约60年，相隔40多年先后被发现，不能不说是考古学史上的奇观。

在简牍研究中引入红外技术，

展开一场“古今对话”

解放周末：印象中，湖北、湖南经常发现简牍，是不是因为楚地古人喜好用简牍随葬？

陈伟：恐怕不是。在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简牍广泛使用，因为随葬或者其他原因掩埋在地下，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湖北、湖南和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出土尤多，应该与保存条件有关。俗话说：“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干燥，长江中游地下水位高，都有利于简牍保存。还有研究认为，相关区域的地下水位较高，水的pH值近于中性，漆、木、竹器的保存情况会比较好。

解放周末：简牍通常是在哪里发现的？

陈伟：简牍出土地大致可分居址、墓葬和水井三类。

居址多见于西北地区。敦煌汉悬泉置遗址出土竹简23000多枚，主要出于西墙外和东门口的灰堆中。敦煌马圈湾遗址中发现的一些木简沾有粪便，有学者推测曾在废弃后被用作“厕简”（手纸）。

古井主要见于湖南。比如，1996年长沙走马楼22号井出土孙吴简牍，2013年益阳兔子山遗址11口水井出土秦汉简牍。这些井当时处在官署内，简牍主要是文书簿籍，有的是废弃后陆续投入，有的是改朝换代时一次性掩埋。古井其实也属于遗址，因为出土量大，并且可能具有特别意味，值得专门列出。

长江流域的绝大多数省份以及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北京、广西、云南，均有墓葬出土简牍。墓葬中的简牍多放在棺椁之间，也有的放在棺内。睡虎地11号秦墓比较特别，1000多枚简都在棺内，墓主人头部、腹部、脚部都有。

在保存较好的墓葬中，可以看到简牍往往用丝织品包裹，有时还把包好的简牍放在竹筐或木盒中。简牍随葬时往往成篇、成卷，系统性比较好。

解放周末：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为什么朽坏得很厉害？

陈伟：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是2015年发掘的，因为墓主身份特别并出土大量重要文物而引起广泛关注。

墓中清理出5200余枚竹简、170余件木牍。盛放简牍的漆箱，发掘前多已朽坏；竹简的竹纤维分子结构严重破坏，存在饱水、干缩、卷曲、变形、残碎、腐朽等多重病害，完整的极少；木牍也残碎不堪，文字剥落。

有分析提出，公元318年，江西曾发生一场大地震，导致墓室坍塌，文物长期受到微生物和酸碱水分的直接侵蚀。加之鄱阳湖水位起落的影响，以及2011年墓室曾遭盗掘，致使简牍朽坏。

解放周末：据您了解，相关的抢救和研究有什么进展？

陈伟：海昏侯墓的简牍整理，由朱凤瀚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负责。他们在清理、保护的同时，利用红外扫描影像进行释读、缀合和编连。新近出版的《海昏简牍初论》集中呈现了团队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其中的竹简主要是书籍，包括《诗经》《春秋》《礼记》《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以及诗赋、六博、易占以及房中、医方。木牍主要是文书。其中的《诗经》可能是失传的鲁诗，《论语》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齐论》，对研究儒家典籍的传授、演变极有价值。

解放周末：在简牍研究中引入红外技术，是一场怎样的“古今对话”？

陈伟：简单来说，红外成像设备可以透视渗入简牍内部的墨迹，在表面字迹模糊、脱落的场合有时能够帮助研究者看清楚原有的笔画。

记得在做楚简攻关项目时，日本早稻田大学工藤元男教授送来一台模拟信号的红外相机；做秦简攻关项目时，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又送来一部数字红外相机。这让我们有条件在国内率先大规模拍摄简牍红外照片。

曾侯乙墓77号简第一字，原整理者缺释，我们根据红外影像释为“乘”。放马滩秦墓一幅木牍地图，标示方向之字先前释为“上”，地图被理解为上北下南，看红外影像其实是“北方”二字，地图的视方向倒转，从而与中山国“兆域图”、马王堆帛地图的方位一致，增进了对我国古地图绘制规则的了解。

电脑、数据库在简牍整理和研究中也很有用。我把郭店楚简《语丛一》简31、97连读，就是受到古籍数据库检索的启发。我们中心开发的简帛字形、辞例数据库，颇便于文字检索和比勘，一直挂在简帛网开放使用。因为这方面的喜好，工藤元男教授调侃我是“电脑控”。

简牍透露的人间百态，

为传统史籍所鲜见

解放周末：一些影视作品中的竹简往往比较厚大，但博物馆的展品看上去都很轻薄。

陈伟：影视作品中的竹简比较厚大，大概是为了视觉效果吧。粗略来说，简牍是写在竹片、木片上的文献，比较细长、只写一行或两行的叫简，比较宽厚、可写多行的叫牍。单行书写的竹简最常见，长度从十几厘米到几十厘米，宽度从几毫米到一厘米，厚度往往只有一两毫米。

相对于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和铸造、镌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金文，简牍的材料容易获得，制作和书写也简便，并且可以用绳线编连成册。春秋以后，长篇著作涌现，就与简牍普及有关。

不过，用竹片、木片做成的简牍容易损坏，上面的字迹容易脱落，编绳出土时大都腐朽无存，因而简牍的整理异常艰难，必须通过释字、断读、缀合、编连等多个环节的缜密考订与反复推敲，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解读上逐渐贴近古人书写的真相。

解放周末：简牍文献整理之艰难，恰恰是这门学问的魅力之所在。

陈伟：简牍属于与“纸上之材料”对应的“地下之新材料”，其魅力或者说价值还可以从文字、文献、历史等层面予以深入剖析。

先来看文字层面，简牍提供了大量文字、文本的实例，有的可以与传世古书对读，从而有助于辨识疑难字词。六国古文特别是楚文字的面貌、秦汉隶变的轨迹，因为简牍大量出土而日渐清晰。

再来看文献层面，简牍中有比较多与传世古书相同或相当的文本，更有大批后世失传的佚书。前一类竹书，有助于了解传世古书的早期文本面貌及其形成年代和流传，订正传世版本中的讹误。佚书再现尤其令人振奋，郭店简有讲述早期儒学观念的《六德》等篇，上博简屡见记叙君臣旧闻的《国语》类故事，清华简包含较多《尚书》类文献，成都老官山汉简医籍和先前提到的睡虎地汉简《算术》、胡家草场汉简《历》，都极其珍贵。

接下来看历史层面，秦朝横征暴敛是史家旧时印象。但简牍研究显示，秦律对兴发徭役有着明确规定和制约。里耶秦简记洞庭太守指令各县：“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益阳兔子山所出秦二世诏书更明确要求：“毋以徭赋扰黔首。”

再举个例子，秦统一时设三十六郡，在今天湖南一带设立的两个郡并不是一般认为的黔中、长沙，而是洞庭、苍梧。秦汉安陆县治向无定论，通过对睡虎地汉简的梳理可以确定在今天的云梦城关。

简牍透露的人间百态，传统史籍所鲜见，尤可体味。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两件书牍中，出征士兵向母亲索要钱物，连用三个“急”字催促。

岳麓秦简《数》有一道算题说“威”有五十尺纺织任务，分给“妇三人”去做。题目应出于假设，但婆婆和多个儿媳共同劳作恐怕有真实背景。

岳麓秦简有多份案卷，其中有个叫“学”的15岁男童冒充五大夫冯将军毋择之子，到胡阳县衙诈骗钱粮；另有一位叫“婉”的富家遗孀，因为由妾扶正为妻时未在乡衙备案而饱受欺诈。

解放周末：简牍整理环节的编连、缀合，具体是做什么？

陈伟：编连和缀合是简牍类文献整理的特殊作业，目的是重建业已丢失的文本联系。编连是对不同简牍个体之间顺序的合理安排，再现早先编卷的样式；缀合是在简牍断裂之后，把残片拼合起来，还原当初的完整形状。

对里耶秦简牍残片，我的几位学生做了比较多的缀合。例如，把8-60等四个残片拼接，使一件文书大部分得以复原。据这件文书记载，家住僰道（县治在今天四川宜宾西南）的“亭”，在迁陵（县治即今天的里耶）任职，因故赀（罚）三甲，折合4032钱，自称家里可以偿还。迁陵致函僰道，僰道向其妻索要，其妻却说家穷难以偿还。僰道复函迁陵，让“亭”在迁陵作劳役抵债，并且需要因为欺蒙而论罪。字不多，信息量极大。

对于比较复杂的简册，整理时的“错简”几乎无可避免。而正确顺序的发现，往往成为文本复原中的点睛之笔。比如，包山楚简中有一个涉及杀人的案卷，但多处文辞或逻辑不顺。我们把9枚简分成3组，第一组是诉状，第二组是案件发生地官员向上级报告审理的情况，第三组是原告方要求重新传唤证人的请求。加上背面的相关内容，共有8份文件。这样调整后，正反两面都符合古人由右至左的阅读习惯，案件脉络和时间层次也分明可见。

如何让冷门绝学

“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解放周末：前几年，古文字与简牍学研究被列入国家的“冷门绝学”。在全国，从事这一领域的学者只有约200人。要让“冷门不冷”“绝学不绝”，您有何体会与建议？

陈伟：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开始实施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应该说，相关学科的社会直接需求较小，生存环境比较脆弱。专项对扶持这些学科有一定效果，我的学生鲁家亮2019年申报的“里耶秦简所见秦代县制研究”就获得立项。现在启动古文字工程，相信会为简牍学营造更加稳定、更为可靠的发展空间。

我个人理解，鉴于简牍学的特定属性，从业规模不宜太大，但目前人手确实不足，使得许多发掘多年的资料得不到及时整理，大量新发表的资料不能充分消化和整合。建议在有条件的高校增加研究生招生名额，鼓励在职人员进修提升，适当扩大专业队伍规模。

简牍整理是一门非常细致、非常实在的学问，讲究慢工出细活。从这个角度来看，简牍学还是“冷”一点比较好，大家能够静心屏气地坐下来做事，耐得住寂寞。同时，有关部门应该有相应理解和包容，在业绩考核、年轻学者成长方面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

简牍兼有文物、文献双重身份，异常珍贵但又特别容易损坏。文物保护机构和博物馆在简牍修复、保护等方面颇费功夫，但这些实物能够保存多久并不能确定。

《典籍里的中国》讲述伏生守护的《尚书》，虽有文本传世，但简册无存；西晋初年发现的《汲冢书》，甚至连一篇完整的释文也未能留下。为了避免现今发现的简牍再度失传，可考虑请文物管理部门牵头，花十几年时间，建成包含全部简牍资料的图文数据库，用数字形式永久保存下来。